周南京 

   唐人街，通常又称中华街、中国城、华人区或华埠。它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居留地或居住区。一般认为，自唐代流寓海外的中国人日益众多，他们自称“唐人”、“唐家子”、“唐山客”，而称祖国为“唐山”，唐人街遂因此而得名。中外华侨史学家曾著述某局部地区或某个国家唐人街的历史和现状，但鲜有综合论述全世界唐人街的历史演变者。本文试图概述世界各地（主要是太平洋地区）唐人街的形成及其特点；唐人街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曾起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唐人街的变化；以及对唐人街前景的展望。作者对世界华侨、华人的历史涉足甚浅，因而此文只是一种初步尝试，试图对自己的一些粗浅思考缕出一个头绪，作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步。

一、唐人街的形成及其特点

    在历史上，唐人街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早期（公元16世纪以前）和西方殖民时期（公元16世纪以后）两个阶段。
    撇开史前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的自然迁徙不谈，中国人在海外的活动大约始于秦汉。除了传说中的徐福等东渡日本和一部分中国人移居朝鲜、越南北方之外，虽然在马来半岛东岸、加里曼丹西岸、爪哇岛西部等地发现了汉代陶器残片，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中国人已开始定居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发现了唐墓[1]，证明唐代已有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但是关于在海外最早出现的唐人聚落的遗迹，除了若干唐墓之外，今天已渺不可寻了。宋、元以后，移民海外的中国人逐渐增多。到了明代，早期的唐人街已经形成，它们成为中国移民在海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
    早期的唐人街是华裔和平经商的产物。起初，中国人放洋谋生，人地生疏，又不懂当地语言，为了沟通乡情，相互照顾，互助合作，共谋生计，他们大多愿意聚地而居，这给他们增加一种安全感。后来，他们逐渐摆摊设店，经营餐馆、客店、杂货铺，并建起宗祠、寺庙，成立各种商会、会馆、私塾或华文学校，在当地逐渐形成中国移民的生活中心。唐人街形成的一般过程就是如此。唐人街都出现在当时国际贸易的主要航线上，以及华商来往频繁的北起日本南至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沿海地区。同西方殖民者不同，华裔的活动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而纯属民间商业活动。除了个别霸占苏门答腊岛旧港（巨港）的以梁道明为首的海上武装集团，以及为了对付海盗的袭击和掠夺而进行武装自卫外，华裔一般不使用暴力，也不采用征服手段。早期的唐人街都是在和平贸易的过程中自然逐渐形成的。起初，唐人街具有临时的性质，并非华商的永久居留地。早期华商流动性大，他们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东南亚等地。他们只是因为等待季候风、收购土特产等原因而暂时寓居唐人街。在个别地方，如菲律宾的苏禄，当地居民为了保证每年都有中国商船前来贸易，甚至扣留若干华商作为人质。[2]
    根据已发现的考古资料，在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唐人街之一就是12-14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岸的中国城（Kota Cina）。在这个历史遗迹中发现的建筑残迹、雕像、金银器、青铜器、古钱币、陶瓷器等表明，这个古代城市是当时该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是华商和其他外国商人聚居的地区。它不仅同南印度和中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而且是连结苏门答腊内地的贸易网的中心。[3]华商的商业活动对当地居民显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苏门答腊东北部以善于经商著称的皮迪（Pidie）人迄今仍有“亚齐中国人”（Cina Aceh）之称。[4]爪哇岛北岸也是最早出现唐人街的地区之一。15世纪初，在杜板、革儿昔（又名新村、锦石）、苏鲁马益（泗水）等爪哇北部沿海市镇，已有来自广东、福建的中国人流寓，他们生活殷富，有的甚至成为当地的头目或村主。[5]菲律宾的马尼拉（即吕宋）也是早期的唐人街之一。“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今马尼拉的唐多地区）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6]这里所述虽然是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宾以后的情况，但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以前，华商“压冬”吕宋的现象早已存在，只不过是人数没有像16世纪末那么多而已。在越南南方的会安，也出现了颇具规模的早期唐人街。[7]17世纪末访问过会安的释大汕在《海外纪事》中这样描写当时的会安唐人街：“盖会安各国客货码头，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节而居，悉闽人，仍先朝服饰，妇人贸易，凡客此者必娶一妇以便交易。”17世纪中叶，会安唐人街的华商约5000人，到18世纪末叶增到6000人。[8]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一书中，曾提到13世纪末既已有“唐人”流寓真腊（即今柬埔寨），并与柬埔寨妇女通婚[9]。到了明代，柬埔寨的唐人街不仅人数增多，而且已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东西洋考》记载，真腊国篱木州，“以木为城，是华人客寓处”，又说“熟地华人自为戎首。”[10]
    明末清初，不愿受清朝统治的明朝遗民，大规模流亡日本和南洋各地。可见，政治移民也是促进海外唐人街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日本，唐人街最早出现于长崎，它也是明末政治移民浪潮的产物。《长崎县志》云：“明万历崇祯年间，中土兵乱大作，人民迫于困＃（左阝右厄），多携仆从数辈，产来长崎，以避危难，此种人民，与一般商人迥不相侔。……”[11]郑成功部将高、雷、廉总兵陈上川，龙门总兵杨彦迪，[12]以及广东雷州人＃（左莫右阝）玖[13]，福建福州府人郑会（郑怀德的祖父）[14]，福建福州府人陈养纯[15]等，都是出于同样的政治原因而流亡越南南方，在南圻各地形成华侨聚落，即唐人街。除此之外，在国外发生的政治变乱，也可能使海外华侨从一个地区转移或避难到另一个地区，形成新的唐人街。例如：1777年，越南西山农民起义军攻占毗邻边和的归仁，翌年边和华侨、明乡人士为逃避兵燹而迁居柴棍河两岸，这个新的华侨居留地后来发展成为西贡——堤岸唐人街，其繁荣冠于越南南方[16]。这些起初由政治移民创建或组成的唐人街，迅速地同当地华侨商业势力相结合，并被纳入了华侨社会的经济轨道之内。
    进入近代时期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东方，并将东方国家逐步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尤其19世纪中叶把东方最大的国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最终形成了。在这个时期，即西方殖民时期，世界各地唐人街的形成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它们不论在起因、人口结构、地理分布、规模、特点等方面，都不同于早期唐人街。
    首先，在西方殖民时期形成的唐人街，主要是为满足西方殖民者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马尼拉唐人街，即巴里安（Parian，菲律宾语意为“市场”；华侨俗称“涧内”）。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刚占领马尼拉时，该地华侨仅150人；1588年增至1万人；1603年3万人；1748年4万人；1886年6.7万人；1896年10万人。[17]在1815年以前，马尼拉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之间大帆船贸易的起点港，它主要依赖华商把中国丝绸、瓷器等从中国东南沿海运到马尼拉，又把墨西哥银元源源不断地运回中国，以换取上述中国商品。同时，中国各类工匠、商贩、农民等云集巴里安，成为马尼拉社会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尽管西班牙殖民当局嫉恨华侨日益壮大的经济势力，并时而限制、排挤、驱逐和屠杀华侨，但为了保持其殖民统治地位，它还是不得不容忍华侨的存在。马尼拉唐人街遂得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1619年荷兰占领雅加达（同年改名为巴达维亚）以后，也出于类似的经济目的而从万丹、井里汶及爪哇其他地区招徕华商到巴达维亚，甚至在海上拦劫中国商船和从中国东南沿海抢掠人口，以建设和发展巴达维亚。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荷兰资本家为开采邦加、勿里洞的锡矿和在苏门答腊日里一带种植烟草，而大批引进契约华工，导致邦加、勿里洞、棉兰等地唐人街的形成。英属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的唐人街，也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18世纪华侨在西加里曼丹创立的兰芳公司等社会经济实体，到19世纪中叶前后也先后被荷兰殖民者消灭，那里的唐人街最终也附属于荷兰的殖民统治之下。
    其次，在近代时期唐人街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早期唐人街的居民主要是华商（包括由中国政治移民演变而成的华商）的话，近代时期的唐人街社会的人口和阶级结构复杂化了，除了商人之外，还涌进了大批工匠、农民、契约华工（契约期满后，有的回国，有的进入唐人街成为商贩、菜农、果农、工匠、厨师、洗衣匠等），到20世纪又增加了各类知识分子（教师、新闻工作者、中医及其他自由职业者）。这种人口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对唐人街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产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调整或改变了唐人街社会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直接影响了唐人街同当地原住民、其他种族集团、地方当局和祖国（中国）的关系。
    第三，唐人街的地理分布扩展到全世界。在16世纪以前，唐人街主要分布在与中国毗邻的地区，如日本、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进入近代时期以后，除了在上述地区唐人街的规模扩大，数目增多之外，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唐人街遍及全世界，在美洲、澳洲和欧洲都出现了唐人街。这与19世纪中叶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急速发展，中国被迫开放门户，取消海禁，准许中国人民（尤其劳工）出国，黑奴贸易废除后美洲等地急需劳动力等原因密切相关。这个时期形成的新唐人街中，以美国旧金山（三藩市）——奥克兰、檀香山和纽约唐人街最为著名，而且它们也是美国华人高度集中的三个地方，各占全美华人总人口的22.4%，15.5%和15.4%[18]。澳大利亚的华人则集中于悉尼和墨尔本。
    第四，唐人街的规模迅速扩大，人口激增。在日本，江户时代初期以降，中日贸易限于长崎一港（1635年），赴日的唐商，在长崎唐馆十三轩部屋（1688年设立）内居住。据《崎阳秘录》载，元禄元年（1688年）设置的唐馆为6950坪，天明六年（1786年）扩大到9433坪[19]。明治维新以后，旅日华侨人数迅速增加。明治九年（1876年），旅日华侨人数为2371人；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增至6890人；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增至8420人；大正九年（1920年）增至14258人；到昭和五年（1930年）猛增到30836人[20]。他们大部分集中在神奈川（横滨）、长崎、兵库（神户）大阪、函馆和东京的唐人街中[21]。上面提过，16世纪末以来，菲律宾马尼拉唐人街（涧内）人口亦急剧增加[22]。在马六甲，1614年华侨人数约300-400人；1750年增至2161人；1817年减至1060人；1826年又增至4125人；1842年为6882人；1911年猛增至35450人[23]。在巴达维亚，尽管1740年荷兰殖民者制造了“红溪惨案”，但该城市华侨人口还是不断增加。1619年巴达维亚华侨人口不超过400人，1673年为2750人，1725年后增至1万人，1740年大屠杀后华侨仅剩3431人，但不久又增加，1815年增至11249人，即142年中增加了450%[24]。缅甸仰光唐人街华侨人口亦逐年增加，1872年3181人，1901年11018人，1931年增至30626人[25]。在越南南方，华侨人口集中于堤岸市，1889年华侨人数1.5万人（该市总人口为3.7万人）；1921年4.9万人（总人口9.4万人）；1931年增至6.6万人（总人口13.4万人）[26]。1853-1970年，檀香山华人人口亦不断增长。1853年檀香山华人人口仅124人，1878年1299人，1884年5225人，1890年4407人，1896年7693人，1910年9574人，1930年19334人，1970年增至48897人[27]。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852年华人人口约2.5万人；1860年34933人；1870年增至49277人；从1860年至1870年华人人口增长率达41.1%，其中旧金山唐人街，华人人口的增长率更高：1860年2719人，1870年12022人，1860-1870年增长率达343%。秘鲁是南美洲华人最多的国家。1850-1957年期间，到达秘鲁的契约华工多达9万人。这些华工的契约期满后，大部分居住在利马和附近的卡疗等地[29]。
    关于唐人街的特点，由于它们形成的时间早晚不同，人口的籍贯各异，所在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不一样，当地政府采取的政策也各不相同，而显然其多样性，凡此实在难以一概而论。例如，菲律宾和爪哇岛的华侨，福建人居多，泰国华侨多来自广东潮州（约占56%）；沙捞越诗巫的唐人街以福州人为主，故有“新福州”之称；檀香山唐人街充满粤音，而且华人同夏威夷人、日本人、菲律宾人等杂居，和睦相处；美国华人多来自广东四邑（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和三邑（南海、番禺和顺德，包括广州及其郊区）；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华活动猖厥，唐人街华人处境险恶；等等。但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也有许多共同性。华侨几乎原封不动地把中华传统文化带到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从建筑风格、商店招牌、语言文字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全部都是中国式的，进入唐人街，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故乡一般。20世纪以前，中国移居多为单身男性，他们到侨居国之后往往与当地妇女通婚，生下了血统混杂的“出世仔”（华侨对混血儿的称谓）。同时，各地唐人街几乎无例外地出现了“三多”现象，即赌场多，鸦片烟馆多，妓院多，而这与唐人街缺乏女性华侨大有关系。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女性华侨人数增多，情况才有所改变。另一个突出的共同点是：唐人街帮派林立，秘密会党颇有势力，“堂战”或械斗时有发生。直到20世纪初期以后，唐人街才出现中华会馆、中华商会等代表整个华人社区的新的统一组织形成。即使如此，团结问题仍然是唐人街面临的重要问题。唐人街可以说是一个封闭性、孤立性、排他性的社会，成为“大社会中的小社会”，其居民除了行政和商业上的需要，很少同外界接触或联系，更少卷入当地的政治斗争。其实，唐人街的封闭性、孤立性和排他性并非出于华侨的自愿，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分而治之”政策或种族主义者歧视和排斥华侨政策的产物。但是错综复杂的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和经济的矛盾，往往不以华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把唐人街卷进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旋涡之中，同时使唐人街不断地发生日益深刻的变化。

二、唐人街的历史作用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从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论对所在国、与之关系密切的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都起了极大的历史作用。
    首先，唐人街是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不论是早期或较晚形成的唐人街，由于华商善于经商，能够从中国直接采购商品（尤其在国外甚受欢迎的瓷器、丝绸）等原因，而很快地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590年，菲律宾首任天主教大主教沙拉萨（Domingo de Salazar）致函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详细描述了马尼拉唐人街（涧内或巴里安市场）的情况。他写道：在巴里安外面住有中国渔民、菜农、猎人、织工、烧砖工、烧灰工、木工、铁匠等；而在巴里安内则住有裁缝、修鞋匠、面包师、蜡烛匠、糖果商、药剂师、画匠、书匠、银匠及各类工匠；巴里安市场每日供应鸡、鸭、猪肉、鹿肉、野猪、蛋类、水牛、鱼、面包、蔬菜、柴薪及各种中国食品和水果。“巴里安（市场）为这个城市（马尼拉）增添了极大的光彩，我毫不犹豫地向陛下断言，在西班牙或在本地区，没有其他城市有像巴里安（市场）那样值得观赏的地方；在这个市场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各种行业，各种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货物。这些商品已在巴里安（市场）开始制造，而且质量比中国制品更好，制造的速度也更快。在巴里安（市场）可以找到各行各业的工匠。他们制造的产品，比西班牙所制造的更加精美，而且有时便宜到我都不好意思说起。……在巴里安（市场）可以找到医生和药房，他们在店铺前面有用中文写的招牌，告示他们所出售的药品。也有许多饭馆。中国人和土著在那里用膳。有人告诉我，甚至西班牙人也光顾。西班牙人全部放弃经商，因为他们可以向中国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衣服和鞋，它们都是西班牙式的，价廉而物美。……”[30]同时，以对华贸易为基础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给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了高达600%至800%的巨额利润。[31]曾任西班牙驻菲律宾代理总督（1595-1596年）的安东尼奥·德·莫尔加，在谈到菲律宾华人时写道：“的确，倘若没有华人，殖民地（菲律宾）就无法存在，因为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人，而且都非常勤奋，肯为小额工资而工作。”[32]
    关于巴达维亚唐人街，1685年访问巴达维亚的耶酥会神甫居伊·塔夏尔德（Cuy  Tachard，约1650-1712年）写道：“因为华人勤劳而聪敏，他们在巴达维亚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没有他们的帮助，根本无法生活得舒适。他们耕种土地；除了华人之外，那里罕有任何工匠；一句话，他们几乎是一切。他们中间有许多有钱人，我们被告知说，不久前有一个华人去世时留下了百万银元。”[33]荷兰殖民当局一方面借助华侨的力量以维持巴达维亚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又害怕华侨的经济力量过于强大，以致危害其殖民统治，遂于1740年制造了屠杀华侨的“红溪事件”。
    此外，堤岸、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棉兰、坤甸、檀香山、旧金山（三藩市）等地的唐人街，也都成为当地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
    其次，唐人街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心。其实，严格说来，这里所谓“传播中华文化”是指其客观效果而言，并不是主观上有意识、有计划的活动。在古代，印度人在海外热衷于传播佛教、印度教；后来阿拉伯人一手持剑，一手拿《古兰经》，极力向西方传播伊斯兰教，近代以来欧洲人借助炮舰的威力，强行把西方文明传播到整个东方，并在东方建立起殖民主义秩序。但中国人不同于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他们在海外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经商，他们只是无意之中在客观上起了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在20世纪以前，大部分中国人浪迹海外时未携女眷，到了海外便广泛地同当地妇女通婚，生养了人数众多的华裔混血种。华裔混血种不仅继承了中国人的血统，而且也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天然渠道。在华侨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不怕苦、勤劳、节俭、坚韧不拔、勇敢冒险等精神，它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与之接触的其他种族。许多外国学者异口同声地承认了华侨的这种影响力。特别是在东南亚，华侨以唐人街为基地，向侨居国人民传授了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工农业技术、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正是华侨的这些美德，不仅使他们得以在排华的恶劣环境中挣扎和生存下来，而且能够奇妙地战胜他们的竞争者，在经济领域里开辟日益广阔的天地。当然，华侨也把一些恶劣的社会风气带到了唐人街，例如抽鸦片、赌博、嫖妓女、械斗（堂战）等。但这些阴暗面毕竟是支流，对侨居国影响较大的还是那些健康而有益的中华文化传统，诸如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烹调术、建筑艺术、生产技术和语言文学等。[34]
    第三，唐人街是华侨的安全防护区。早期唐人街主要是便于经商而自然形成的，当然管理上的需要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是重要的因素。近代时期，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为了控制和监督华侨，实行“分而治之”政策，防止华侨和当地人民相互结合，大力推行居留地制度和通行证制度，限制华侨居住在唐人街，禁止他们自由迁徙。这个殖民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西方殖民当局严密监视和控制唐人街，甚至血洗唐人街（如“红溪事件”）；但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也成为华侨的安全防护区。在近代时期，在马尼拉、曼谷、巴达维亚等地华侨自卫时，都是以唐人街为根据地的。1825年爪哇爆发由蒂博尼哥罗领导的抗荷起义时，谣言四起，三宝垄唐人街华侨不明真相，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遂向政府提出要求，在唐人街四个进出路口修筑四个大城门，以便一旦有危险时华侨能够自卫。[35]在印度尼西亚八月革命时期（1945-1949年），由于荷兰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之间一度发生了武装冲突，保安队[36]在棉兰、雅加达及印度尼西亚其他大城市的唐人街起了保护华侨的作用。其实，如果各有关方面处理得当的话，这场可悲的民族冲突应该是可以避免的。19世纪后半期，在美国掀起了疯狂的排华浪潮、华侨不时受到美国种族主义者的百般歧视、排挤、虐待和屠杀，各地的散居华侨纷纷回国或涌入旧金山、纽约等城市的唐人街。在唐人街华侨人口比较集中，因而相对而言华侨的人身安全比较有保障。[37]当时，“排华阴影笼罩下的唐人街既是堡垒，又是避难所和收容所，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38]但是到了现代，随着华侨华人经济地位的改善，特别是当侨居国居民经济环境恶化时，从表面上看来经济上相对繁荣的唐人街，往往成为当地居民发泄不满和愤怒情绪的对象，或袭击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南亚各地发生的周期性排华骚乱中，首当其冲的是唐人街，财产损失最严重的也是唐人街。因此，华侨华人为了保障唐人街安全，乃有请求当地政府派遣军警保护，或雇佣巡夜员、纠察员、保镳之举。
    第四，唐人街是华侨保持民族特性的重要阵地。各种历史条件使华侨相对集中于唐人街。唐人街实际上是中国闽粤一带城镇在海外各地的翻版。美国驻秘鲁大使理查德·吉布斯这样描写利马唐人街：“面对大市场或通向大市场的那几条街道上，华人杂华商、裁缝匠、鞋匠、面包师、屠户和其他商贩云集此地，沿着这些街道漫步，看着这些商贩，他们的店铺和招牌，你很容易想象到，你是置身于一座中国城市之中。”[39]其他地方的唐人街亦莫不如是。华侨通常喜欢把侨居国称之为“第二故乡”，一者是对第一故乡即祖国而言，一者是因为唐人街除了多些异国情调之外，其生活环境几乎与第一故乡雷同。在唐人街，华侨多操闽粤等地方言，20世纪后国语(普通语)日渐普及；他们多受华文教育；阅读华文报纸；社交活动多半在华侨社团及体育和文艺团体中进行；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如阴历新年(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他们的店铺、住宅、庙宇、饮食、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都是中国式的。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唐人街华人按照故乡的风俗习惯，张灯结彩，燃放鞭炮，舞龙舞狮，拜神祭祖，访亲问友，一派欢乐的节日景象。这一切使唐人街华侨长期保持其民族特性和中国生活方式。陈依范在《美国华人》一书中写道：“唐人街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居区，它们也是一种持久的民间文化和某种无形的优良传统的宝库。”[40]20世纪以前，在和平友好气氛中，唐人街华侨多与当地妇女通婚，但他们的混血后裔如印度尼西亚的土生华人和马来西亚的＝＝（上山下合），仍然保留许多中国的风俗习惯。如果说，在乡村地区，在华侨人数少而当地原住民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华侨容易被当地居民同化的话，那么在唐人街华侨人口比较集中，华侨是难以被当地民族同化的，无怪乎一些东南亚民族主义者认为，如果要彻底同化华人的话，就必须消除唐人街。印度尼西亚的西斯沃诺在其所著《新公民》一书中写道：“只要存在唐人街，同化将不会成功。”[41]
    第五，唐人街是华侨民族主义的温床。唐人街华侨以经商为主，兼从事各种手工业和农业（种植蔬菜、果木）。一般而言，出于本身安全等原因，他们对侨居地的政治是漠不关心的。但是19世纪末以后，他们对祖国的政治局势及其变化却十分关心，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祖国的各种政治斗争。实际上，唐人街是中国社会在海外的延伸，在中国掀起的一切政治浪潮都冲击或涉及了唐人街。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活动和孙中山的同盟会革命活动，直到辛亥革命、倒袁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都直接影响了唐人街的社会政治生活。尽管唐人街里帮派林立，存在着按照血缘、地缘、业缘组成的五花八门的宗亲会、同乡会、商会、行会等华侨社团和组织，也存在着各种社会和阶级矛盾，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国民族主义倾向十分强烈。[42]随着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华侨开始帮派观念，而逐渐形成包含整个华人社区的“中华商会”和“中华会馆”。当华人社区受到其他种族集团的挑战或威胁时，例如种族主义挑衅或排华攻击时，唐人街里的内部矛盾会暂时缓和下来，而一致对外。尤其是当中国受到外族侵略，祖国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愤怒和抗议浪潮席卷了唐人街，华侨纷纷行动起来，通过抵制日货、募捐、派遣机工和慰问团、回国抗日等方式，声援、支持和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4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世界各地唐人街华侨举行各种庆祝会，欢呼祖国的新生，庆贺祖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并纷纷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表示坚决拥护新政权，决心尽全力支持祖国建设。[44]
    总之，唐人街在历史上起过多方面的作用，它们对华侨社会的演变，华侨和侨居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华侨和祖国之间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深入研究唐人街的这些历史作用，我们才能更透彻地了解海外华侨的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外华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唐人街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相继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独立的国家。1955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中国正式放弃血统主义国籍法，拒绝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1943年美国废除1882年以后的所有排华法案，放宽中国移民的入境条件。继而加拿大也仿效美国，于1947年废除1923年的《中国移民法案》，对中国移民入境采取较宽容的政策。战后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亦逐渐解体[45]。1966-1976年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这一切事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促使唐人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唐人街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约90%的华人放弃了中国籍，加入了当地国籍[46]。海外华人的这种国籍变化或认同转变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1955年中国正式放弃血统主义国籍法，不主张华侨拥有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许多华侨祖国和祖宗意识强烈，他们以保留中国籍为荣，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为信条，不“甘心夷化”、“数典忘祖”而加入当地国籍[47]。中国政府的新国籍政策，有助于打消华侨的思想顾虑。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东南亚各国，为了保护和发展本民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地位，采取或制订了限制、排挤和打击华侨的一系列政策。例如：菲律宾于1954年颁布《零售业菲化法案》，规定凡在1954年5月15日以前，业已从事零售业的外侨，准予经营至本人死亡为止；如为法人（公司或合伙组织），准予继续经营10年，至1964年5月15日结束；经营零售业的外侨触犯法律条例，随时可吊销其营业执照；此法实施后，外侨不得再申请经营零售业执照[48]。1960年又颁布《米黍业菲化法案》，规定从1961年1月起，在两年内对菲律宾的碾米业、米黍批发与零售业等全面实行菲律宾化[49]。印度尼西亚于1959年颁布第10号总统法令，规定华侨只能在县城而不得在县以下农村地区经商，并由农村人民合作社代替华侨零售商[50]。1965年10月苏哈托上台后，对印度尼西亚华人进一步采取全面的同化政策[51]。为了在当地生存下去，东南亚大多数华侨除了加入当地国籍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海外华人中间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文革”期间对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归侨、侨眷的不公正待遇，使海外华人对祖国大失所望，促使他们选择外国籍[52]。这种国籍上的变化在华侨华人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使唐人街华人人口的国籍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华人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唐人街又一个重大的变化。战后唐人街社会结构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多数唐人街的华人人口普遍土生化，即在当地出生的华人人口日益增多。这种现象同中国大陆改变了颜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国家因为“恐共”而限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完全禁止（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移民入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关于战后唐人街华人人口土生化，以及这个新的一代同他们的前辈在思想感情、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有何差异，迄今为止尚无人专门研究。我们也缺乏有关唐人街华人人口土生化的确切的统计数字。菲律宾华裔学者陈守国指出，1970年有人统计，华人居民75%年龄在30岁以下，其中90%出生于菲律宾；30岁以上者只有15%出生于菲律宾。1973年另一个统计估计50万华人中85%在当地出生，95%年龄在25岁以下。陈守国进一步指出，这新一代（第三代）华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外表、态度、价值观、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比他们的前辈已大大菲律宾化，他们同中国、中国文化传统和第一代华人的关系更加疏远了[53]。我们认为，陈守国提出的菲律宾华人土生化数据是具有代表性的，多数唐人街的情况大致相似。当然，由于各种客观的历史原因，唐人街华人土生化的速度和程度是不平衡的，有快慢深浅之分，例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华人土生化比较显著，而外岛（棉兰、坤甸等地）的则较缓慢[54]。又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唐人街，由于不断有来自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移民入境，情况有所不同，唐人街华人人口土生化的比例相对而言来说没有那么高。有一个统计资料表明，1900年美国出生的华人只有10%，到1960年这个比例增至61%[55]。可见，美国华人土生化的比例小于菲律宾。（二）唐人街知识化程度比战前大为提高。19世纪淘金热时期涌进澳大利亚的华人多为华工，大部分是文盲。第二世界大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华人来自不同地区，其政治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澳洲华人除来自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外，许多人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及太平洋诸岛。他们的主要特点是普遍受过教育，文化水平较高。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的华人多为专业人员，包括医生、大学教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及护士等；来自印度支那，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华人，也具有学位或专业知识。澳华社会拥有诸如东南亚史和华人史专家王赓武教授（前任澳大利亚国文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现任香港大学校长）、心脏病专家张任谦博士等[56]。美国华人的先辈大部分也是华工（开采金矿、修建铁路）、农民和渔民，文盲居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日华工的形象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支文化水平很高、精明干练、朝气勃勃的华人知识分子队伍。美国华人的突出特点是大学和研究生毕业比例极高。华人中16.7%的学生完成了4年以上的大学学业，而白人只占8%，黑人2.2%。不论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建筑、医学、政治、法律、工商企业等领域，美国华人都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美华社会人材辈出，涌现了许多在国际上闻名的人物，例如：邝友良、陈香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李远哲、林语堂、贝聿铭、蔡志勇、王安等等[58]。菲律宾的华文报刊经常刊登祝贺华人学子荣获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广告，从旁说明菲律宾华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长。新加坡华人知识分子队伍亦甚庞大。在印度尼西亚，华文学校虽遭封闭，华裔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一些限制，但许多华人青年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新加坡等国自费留学，有的进入了第一流的大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印度尼西亚后接管或继承父辈的工商业企业或金融业，他们的现代化知识同古老的中华文化传统相结合，使这些华人企业蒸蒸日上，突飞猛进[59]。在日本长崎中华街，“现在当家的大部分已是受过中高等教育、能讲二三种语言的第二代”[60]。包括像南非这样华人较少的地方，近年来年轻的华人亦有弃商求学，奋发成为专业人士的倾向[61]。（三）唐人街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东南亚，过去华侨多从事仲介商业，尤以零售商业居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诸国颁布一系列法令，禁止外侨（主要针对华侨）经营零售商业，迫使华侨从商业转向工业[62]。例如，在菲律宾，华侨被迫离开零售商业领域后，转而从事卷烟业、钢铁工业、纺织工业、软饮料制造业、汽车修理工业、采矿业、金融业、制鞋工业、罐头工业、进出口业等[63]。在印度尼西亚，由于华人同军政当权者紧密合作，出现了一批在经济上颇有势力的、新兴的“主公”集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林绍良集团。美国华人职业结构的变化，在海外华人中是最引人注目的。我们知道，在1943年以前的排华时期中，大部分美国华人被囿于唐人街，多从事地位卑下的服务性行业（家庭佣工、饭馆侍者、厨师、洗衣工）；少数商人做进出口生意，开设古玩店和杂货铺；一些企业家经营餐馆、旅馆、面包店、中药铺；有些人到采矿业或轻工业中碰运气；少数人成为外交家、教师、医师等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美国华人中间出现了日益众多的受过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上述状况才有所改变。1950年，美国男性华人从事销售、文书工作者占11%，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占29%，匠人、技工20%，服务行业39%，其他1%。到1970年，其比例按上述顺序变为14%，40%，18%和28%。另一种显著倾向是，美国华人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经济地位上升了，或者说中产阶级化了。1970年，美国华人年收入1万美元以上者占54%（纽约为35%）；年收入4000-9999美元者占33%；年收入不到4000美元者占13%。因此也应该看到，唐人街有富裕的一面，也有贫困的一面，而且后者仍然是很突出的[6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冲击下，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发生了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这是战后唐人街最引人注目的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中国大陆国共内战的爆发，特别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民党当局偏隅台湾，促使唐人街普遍分裂为亲北京派和亲台湾派两个政治势力。这种政治上的大分裂，使原来就已经帮派林立、矛盾重重的唐人街华人社会，更加不团结，更加支离破碎了。无休止的“内耗”，严重地削弱了华人社会对外理应发挥良好的联合力量。在东南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地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不时掀起排华运动，而唐人街总是首当其冲。60年代，缅甸实行国有化政策，华侨华人的私人工商业企业消失，华侨社团、华校、华文报刊也无影无踪，唐人街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华文招牌了。1965年“九·三○事件”后，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对华人实行全面的同化政策，全部华侨社团、华校被取缔，华文报刊仅剩一家官办华文《印度尼西亚日报》。而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越南政府掀起的反华排华浪潮，造成了数十万难民漂泊世界各地[65]。越南排华政策，一方面使印度支那三国的原有唐人街人口锐减，另一方面却造成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国旧的唐人街人口激增，或出现了新的唐人街，例如法国巴黎的第十三区、美国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旧金山的列治文区、纽约的法拉盛区等[66]。此外，对前途感到不安的台湾、香港中产阶级人士携带资本流入美洲、欧洲和澳洲唐人街，以及来自大陆的新移民，使许多地方的唐人街的结构、成分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华人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变化却又导致了华人离开唐人街的趋势有所加强。这后一变化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主要原因是：已中产阶级化的华人纷纷搬到住宅条件较好的郊区；战后美国种族隔离的取消，为华人迁出唐人街而搬到较豪华住宅区提供了可能性；年轻一代的华人工商企业家，办公仍在唐人街，但住在远离唐人街的地方；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与异族通婚者（在美国纽约已占华人人口的10%；另一资料说，美国华人中异族通婚占1/4，）大多数已离开唐人街，尽管他们的活动中心仍在唐人街；唐人街治安不良，黑社会势力猖獗，也促使不少华人离开唐人街，搬到较安全的地区[69]，唐人街地价飞涨，也是促使很多华人离开那里的一个原因[70]。有的唐人街，实际上已变成了老华人、穷华人和新移民的居留区[7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唐人街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在这里逐一地细述这些变化，而只能概述带有共同性的重大变化。了解战后唐人街的这些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华人社会的现状，以及将来的发展方向。

四、对唐人街前景的展望

    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唐人街确实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那么，唐人街的前景究竟如何呢？今后它们将起什么作用呢？它们的存在是否失去意义了呢？它们会不会很快地完全消失呢？1949年，曾任美国伊利诺州罗斯福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已故的李谭玫瑰教授，以美国西部许多曾一度繁荣兴旺的唐人街现在几乎全部消失为根据，曾预言唐人街将会消亡[72]。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西斯沃诺，出于同化华人的目的，提出了消灭唐人街和使各地华人人口不超过当地总人口的10%的方案[73]。这样的方案在实践上行得通吗？
    我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形成（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唐人街也不例外，正如国家、民族将来都会消亡一样。然而，我们还认为，尽管国际国内条件发生了和将继续发生许多变化，华人社会本身也将继续发生变化，唐人街的历史作用已经和将要发生变化，个别地区的小唐人街可能缩小、衰落或者消亡，但是各国最大或较大的唐人街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几百年。下面让我们先分析一下究竟有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唐人街的消亡。
    看来促进唐人街消亡的因素有：一、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或私人企业的扩大而拆迁唐人街。例如，檀香山具有百年历史的唐人街于1962年被推土机推平，变为一个文化中心；费城在建设通向新泽西的通道，以及后来在贫民窟改建过程中，占用了唐人街一条主要大街和一部分地区，使那里的华人居民从1，000多人减至200多人；匹兹堡的唐人街因为要建设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而被彻底铲除了；芝加哥老唐人街无法抵挡企业公司的压力，而被迫迁到新的地址；洛杉矶的唐人街也在城市扩建中消失[74]。二、华人社会知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职业结构的更大变化，经济地位的上升，生活方式的日益西方化，同异族通婚比例的增高，都会促使更多的华人离开唐人街，搬到居住、交通、卫生、安全条件良好的郊区。三、唐人街安全条件的恶化，例如黑社会势力的猖獗，周期性的排华骚乱（尤其印度尼西亚）等，将促使许多华人离开唐人街。四、唐人街地价的继续飞涨，必将迫使许多华人餐馆、商店等搬迁到地价较便宜，从而比较有利可图的地区。五、当地政府的排华政策，可能打散、破坏、分化、搬迁乃至局部消灭唐人街。例如：1959年后印度尼西亚强迫命令华侨撤出县以下乡区；1978年后越南大规模排华，迫使成千上万华人离境。
    但是，与此同时，有许多因素阻碍唐人街的消亡。首先，唐人街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最终是会消亡的。但是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消亡，更不可能人为地在一朝一夕之间在全世界全部消亡。华人社会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将长期存在，因此唐人街作为华人社会的主要生活和活动场所也必然长期存在。唐人街形成为华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中心之后，关系到成千上万和当地原住民的生活和命运。许多历史事实已经表明，人为地打击、打散、破坏唐人街，归根到底不仅损害了华人社会，而且其结局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排华运动的发起者也自食其果。约90%的华人加入当地国籍之后，唐人街过去曾起的历史作用，例如它们是华侨民族主义的温床等，已经失败了，或者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唐人街的某些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效，譬如它们还是华人（华侨只占少数了）社会的主要生活和活动中心，依旧是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仍然是华人保持其少数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据点。在保持和鼓励多元文化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里，或在华人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如新加坡）和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如马来西亚）里，唐人街及其中华文化传统保存的时间肯定是很长久的。即使在华人同化于当地民族的程度较深的和当地政府对华人实行同化政策较烈的地区（如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唐人街及其中华文化传统也是不可能在几代人中间就绝迹的。因为民族之间的自然同化或融合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但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达到自然同化的境界，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要经历各种矛盾、斗争、反复、曲折和磨难。但无论如何，各个民族都在不断地朝着那个境界前进，在遥远的将来最终实现全世界各民族大融合和世界大同。其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将继续有新移民流向美洲、澳州和欧洲的唐人街，即使在控制移民入境较严的东南亚国家，实际上也难以完全制止新移民入境。其三，从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许多地区的唐人街出现了“旅游化”的趋势，即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吸引游客，增加外汇收入，而有意识、有计划地建设和发展唐人街，如马尼拉、旧金山、纽约、华盛顿、巴黎、伦敦、悉尼、墨尔本等地建筑中国式牌楼、中国式公园、中国城等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烹调术和古典艺术在各国人民中间享有盛誉，深入人心，他们对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和古玩店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如果唐人街消失的话，必将减少世界各国游客的许多乐趣。总之，上述因素构成了保持唐人街长期存在的强大的历史力量。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历史促使唐人街形成和发展，它也必将促使其消亡。但是，唐人街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唐人街的消亡不可能早于华人社会的消亡。在唐人街消亡之前，它们将继续起着发扬中华文化传统、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华人社会同当地人民和平友好与共同繁荣的历史作用。